角色使命：崇明园区长三角一体

上个月，我在园区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从张江过来的老朋友——做高端医疗器械的吴总。他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：“老法师，我那边一百多亩地的厂区，现在环评卡得紧，员工住宿成本一年比一年高，我看崇明这两年变化大，你帮我参谋参谋，能不能搬过来？”我没急着给他看画册，先给他倒了杯茶，讲了个故事：十年前岛上请一家做精密仪器的小厂来考察，老板开车从上海绕城转到陈海公路，两个小时下来，脸色铁青，只留了一句“这地方好山好水好寂寞，还是去昆山吧”。当时我心里那个急啊，可招商引资不是求人，是匹配。如今十年过去，崇启大桥通了，北沿江高铁规划落定，加上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框架越扎越实，当初的“交通死角”成了长三角城市群里的“中央公园”。我透过办公室窗户指了指远处长江大桥的方向，对吴总说：“你信不信，现在岛上搞研发、做测试用的实验室，租得比外环边上的办公楼还贵？这就是生态红利在兑现了。”他端起茶杯，若有所思地点头。这一点头，让我更坚定了那句话——崇明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棋局里，从来不是配角，而是承担特殊使命的关键一块。

生态立岛并非限制发展

很多人一提到崇明，第一反应就是“生态保护”，心里犯嘀咕：“那还能搞什么产业？”这话搁在二十年前，我可能还会有点底气不足，但今天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——生态立岛恰恰是崇明在长三角一体化里最硬的一张底牌。我亲眼见证过2008年前后那一波疯狂的工业招商潮，周边区域为了拿项目，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激进，有的地方甚至“来者不拒”。说实话，那阵子我们也挠头，眼看着别的园区税收蹭蹭往上涨，崇明却守着长江口的风力发电场和农田，心里不是不焦虑。但后来我们想明白了：长三角要的是协同，不是内卷。崇明如果还走“村村点火、户户冒烟”的老路子，不仅跟生态岛定位冲突，更会被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淘汰。我们有一个真实案例：2016年，一家上海本地的生物医药企业想来崇明拿地，做原料药生产，年产能在3亿左右，但污水排放量巨大。我们招商团队内部反复开会、测算，最终带着环保局、规土局、发改委的同志，跟企业开了一场“圆桌会”。我直接摊开了说：“张总，你们的产品是刚需，但你这个工艺放在崇明，今后的环保压力会逐年加大，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，你把研发和高端制剂放在崇明，原料药基地转去化工配套更完善的园区？”当时企业心里是不痛快的，觉得我们“不会变通”。但两年后，长江经济带的环保督查升级，那家企业在别处的原料药基地果然被要求限产，而留在崇明这边的研发中心反而因为环境好、人才愿意来，拿到了好几轮融资。回过头来，那位张总在饭桌上端着酒杯对我说：“老法师，当年你拦我，是真心为企业好。”所以你看，生态立岛其实不是把企业关在门外，而是帮企业筛选出真正能长久的赛道。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框架里，崇明承载的是生态屏障、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功能，那些高能耗、高污染的项目，就算自己想来，我们也要学会“拒绝的艺术”。这步棋走对了，后来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方案里，崇明作为重要组成部分，获得了专项的政策支持——比如对于入驻的节能环保型高新技术企业，三年的产业扶持资金直接对标国家级开发区标准，这在周边区县里是独一份的。县里领导常跟我们讲一句话：生态岛是最贵的名片，不能贱卖。

再说一个数据你就明白了——过去五年，崇明经济园区的亩均产出效益评价从原先的30万元/亩，提升到了接近70万元/亩，剔除物价因素，翻了一番还不止。这不是靠铺摊子，而是靠“腾笼换鸟”。我们园区淘汰了86家低效企业，腾出来的空间引进了20多家智能制造和生物科技项目。其中有一家做航空复合材料的企业，厂房建在原来一家废弃的造船厂地块上，老船台改建成实验平台，现在产品已经用在了国产大飞机C919的次级结构件上。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是从芬兰回来的博士，他跟我说：“在欧洲的时候，最向往的是在自然保护区的边上搞研发，没想到在崇明实现了。”这就是生态立岛的真正逻辑——它非但不是限制，反而是吸引那些真正看重环境品质、需要安静研发氛围的高端产业的关键磁石。在长三角城市群里，你找不到第二个地方能同时满足“一小时内到达浦东机场”“空气质量常年优劣天数超过300天”“单位土地开发强度不到周边区域的三分之一”这三个条件。这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，就是崇明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。所以每当有企业家问我“崇明会不会因为搞生态而影响发展”，我都会反问一句：“你想想，是每天堵在高架上看尾气有灵感，还是在鸟语花香的实验室里搞创新更高效？”大部分聪明的老板，听完这句话心里就有数了。

跨江交通重塑区位价值

说到崇明的交通，我的记忆特别深。2007年我刚到这个岗位的时候，岛上的路况用一个词形容就是“封闭”。从上海市区到崇明，轮渡是主流选择，遇到大风大雾，一天一班都悬，我接待客商时经常要提前预定好酒店，怕他们万一过不了江。更尴尬的是，有一年我带一个台湾电子企业的团队上岛考察，早上六点从浦东出发，结果在石洞口渡口排队排到十点半才上船，到目的地已经快中午了。那位台商的老总性子直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崇明什么都好，就是跟上海的联系像断了流水的管道。”这句话当时刺得我很难受，但也是事实。转机出现在2009年长江隧桥通车，那一天全岛沸腾，大家都觉得“崇明终于‘路通湖海’了”。紧接着2011年崇启大桥通车，崇明从上海的“后花园”变成了连接苏北和上海的门户节点。我当时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极有远见的动作——在大桥通车前半年，我联合县交通委、规划局，把园区周边的主要道路做了拓宽和黑化，把通往物流园区的专用道直接接到了陈海公路匝道口，就是为了让第一个走崇启大桥来的运输车队，能十分钟内开到园区车间门口。这个细节后来被好几家物流企业记在了心里，成了他们选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交通一活，区位价值就完全变了。2020年北沿江高铁规划落地，崇明设站的消息一公布，我办公室的电话就快被打爆了。有做冷链物流的，有做休闲康养的，还有几个做数据中心的，都说“看了高铁站选址，发现崇明离上海主城的时间距离，从原来的一个半小时缩短到半小时出头，这个位差就是利润差”。

真实的变化出现在产业布局上。我记得2012年有一家做智能仓储设备的企业，原来总部在无锡，因为土地指标受限想往外迁。他们最开始考虑的是南通，但南通那边工业集中区的配套虽然成熟，却跟上海的业务联络依赖频繁的跨江往返。他们总经理来崇明考察了三次，第一次是开车走崇启大桥，发现从南通到崇明不到一小时，从崇明到浦东机场也就一个半小时。第二次他带了技术团队来看电力保障和网络条件，我们园区当时已经完成了光纤和双回路供电全覆盖。第三次他直接签了意向书，理由是“把生产放在崇明，就等于把仓库放在了上海和南通中间，长三角的任何一个客户，我都能在四小时内送到”。十年过去了，这家企业从最初的30亩地扩展到120亩，年产值从八千万做到四个亿。他们现在的订单里，有40%来自上海，30%来自苏南，20%来自浙北，真正践行了“长三角一盘棋”。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：高铁站规划消息放出来以后，岛上几个乡镇的民宿产业一下子成了“长租公寓”，很多做文创、设计、咨询的自由职业者，把家从上海市区搬到了崇明，理由是“多花半小时通勤，换来了每天在森林公园边上散步的惬意”。这些人虽然不是传统的制造业企业，但他们带来的人气和消费能力，又反过来促进了周边的基础设施配套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。所以你现在问我崇明的区位优势是什么，我会说：它不是一个“点”，而是一个“枢纽”，是上海服务长三角北翼的桥头堡，也是长三角生态廊道的中转站。这一点，只有真正开车或者坐高铁在崇明上下过几次的人，才会有切身体会。

产业能级跃迁的精准路径

很多同行问我：“老法师，崇明园区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企业？”我的回答很直接：不是所有企业都合适，但适合的企业在这里能找到其他地方给不了的土壤。崇明要的不是“铺天盖地”的数量，而是“顶天立地”的质量。这个产业能级跃迁的过程，我见证了三个标志性阶段。第一阶段是2014年前后，那时候上海市中心搬迁出来一批制造企业，我们抓住机会引进了十几家精密机械和电子元件加工厂，算是完成了从“零”到“有”的积累。但这些企业多数是代工模式，附加值不高，用工量大，对生态敏感区的环保压力也大。第二阶段是2017年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发布之后，我们主动调整招商策略，明确把“高效、低耗、小排放、高附加值”作为准入门槛。当时内部有争议，有人觉得“这是自断臂膀”，但我带着招商团队做了三件事：一是把园区现有的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全部梳理出来，制成一本“资源手册”；二是主动走出去，到张江、漕河泾、苏州工业园去对接那些“想扩张但找不到合适地皮”的科技型企业；三是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，在园区里规划了一片“生态研发聚集区”，专门吸引检验检测、生物科技、新材料测试这类对环境要求极高的轻资产项目。这一步走得艰苦，但效果在2019年显现了——当年园区新引进的企业，平均亩均税收达到了45万元，是之前存量企业平均水平的2.3倍。

第三阶段就是现在。我们明确以“生态赋能”为核心，推动产业向数字化、绿色化、服务化转型。举个例子，2019年我们引进了一家做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企业，他们最初的工艺方案里包含一个高温高压固化环节，排放的废气里有一些挥发性有机物。按常规流程，环保审批可以过，但我不满意。我带着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去园区里正在建设的一个“零碳示范工厂”参观，那个工厂利用了崇明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，配套了储能系统和废热回收装置，能有效消纳环保压力。我跟那位技术老总说：“你与其花几百万上一套末端治理设备，不如把前端工艺改一改，用我们园区的绿色能源和集中供热系统，不仅投资省了，运营成本也能降下来。”他们将信将疑地找了设计院做方案，一算账，果然比单独上设备省了30%以上的投资，而且因为采用了可再生能源，还能争取到上海市级的绿色制造专项扶持奖励。现在，这家企业的新产品已经进入了航空航天领域，产能供不应求。这个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：产业能级跃迁不是“捡到篮里都是菜”，而是要帮企业找到“低成本+高成长”的结合点。崇明园区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扮演的角色，有点像“精品店”的模式——店面不大，但每一件东西都经得起挑剔。目前我们园区里企业数量虽然只有一百多家，但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60%，市级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连续三年增长超过20%。我经常跟新来的同事讲：不要因为拒绝了一个项目而沮丧，只要留下来的是金子，“崇明园区招商”迟早会汇成金砖。

还有一个细节你可能不知道：很多企业落户之后，第二年都会主动给我们招商办反馈，说“你们园区的政策落实效率太高了”。原因很简单，我们崇明园区跟长三角其他区域相比，行政层级少，办事流程短。比如企业申请产业扶持资金，从申报到拨付，平均时间只有15个工作日，而很多大型开发区需要两个月。这背后是我们跟财政局、税务局、经委联合建立了一个“一站式”服务窗口，所有申报材料线上流转，线下只跑一次。2022年有一家从北京迁来的生物诊断试剂企业，他们的财务总监是个性格较真的人，一开始死活不信，觉得““崇明园区招商”承诺的扶持资金多半要拖半年”。结果第一个月厂房装修完成验收，第二个月我们就把第一季度的产业扶持资金打到了他们账上。那位总监特意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：“李主任，你们崇明效率在上海都算快的，我给同行推荐了。”这种信任，是用每一次实实在在的响应换来的。

营商环境是慢火煨汤的功夫

我常常觉得，长三角一体化不只是修路架桥，更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链接。崇明作为生态岛，节奏天然比市区慢半拍，这里的“慢”不是效率低，而是“精致”。你看我们园区里的服务团队，只有20个人，但每个人都能叫出每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的名字，知道他们最近在愁什么。这种“小“崇明园区招商”、大服务”的模式，很适合那些需要打交道方便、政策落地精准的中小型科创企业。我经办过一个让人印象很深的事：2018年，一家做康复医疗器械的企业因为核心研发团队住在上海长宁区，日常通勤不便，加上当时员工在崇明租房子也很困难，企业萌生了搬离的念头。我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接到企业负责人的电话，二话没说，连夜协调了区人才服务中心和几个住房租赁公司，把园区周边三个存量宿舍楼整合成了“人才公寓”，并为该企业高管办理了上海市区的“通勤通行证”（跟交通委沟通的特殊临时许可）。第二天早上八点，我带着一摞材料，直接到企业办公室，拿着地图跟老总说：“你看，公寓离公司步行十分钟，班车到长宁区一小时十分钟，两条专线都保底。你们安心搞研发，住宿和通勤的烦恼，我替你们兜底。”半个月后，第一批研发人员住进了新装修的人才公寓，项目重新走上了正轨。这位老总现在见人就说：“崇明园区的服务，感觉像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在帮你。”所以我经常跟招商团队的小年轻们说：营商环境不是写在纸上的那些条款，而是企业半夜打电话你接不接，企业家长年在外地你记得帮他照顾独居父母——这些才是留得住人心的“慢功夫”。

再往大处说，崇明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有一个独特的角色：它是上海连接“沪苏通”城市圈的中继站，也是生态产品和高端服务的输出地。这个角色定位要求我们必须在营商环境上设计出让企业“来了就不想走”的粘性。比如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，我们园区与上海交通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市农科院建立了联合实验室，企业可以把检测、样品试制放在高校，成果回流园区孵化和中试。这种“飞地研发+园区转化”的模式，在2021年被列入上海市长三角协同创新案例。还有一件小事：每年梅雨季节，崇明江边湿度大，有几家做精密仪器的企业提了意见。我们园区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，专门给所有精密加工厂房加装了恒温恒湿系统，改造费用园区承担40%，企业出资60%，但系统维护运行费用全部由园区运营方支付。这些看似“伺候人”的小事，实际上是在帮企业降低隐性成本。所以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，崇明园区的竞争优势，不在于给企业多少地价优惠，而在于帮企业省下多少“心”。对老板们来说，时间比土地贵，省心比省钱重要。这一点，我在崇明干了二十年，越来越笃定。

长三角一体化的生态共富样本

有人可能会问：崇明企业都走向高端了，那原来的本地居民和就业怎么办？这恰恰是我想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：长三角一体化的终极目标，不是少数企业发财，而是区域间的共同富裕。崇明园区这几年发展高端产业的“崇明园区招商”一直非常注重产业与本地民生的“嵌合效应”。比如我们引进的某家做智能温室设备的企业，落地后直接带动了周边三个乡镇的农业合作社进行数字化改造，农民不仅有了土地流转的租金收入，还能在新建的智能温棚里打工，月收入比原来自己种地高了两三千。另一家做康养设备的企业，在园区支持下把产品开发过程中产生的“冗余产能”用来给本地敬老院做适老化改造，“崇明园区招商”买单一部分，企业捐赠一部分，老人住得舒适了，企业也在当地获得了良好的品牌口碑。这个模式被市里总结为“生态共富”，去年还上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论坛的案例分享。我始终觉得，一个规划如果不能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，那这个规划就是“飘在天上”的。崇明园区在招商引资时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：企业项目必须出具一份《本地化发展承诺书》，写明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、最多使用多少本地劳动力、与周边乡镇能开展怎样的产业协作。有的企业一开始不理解，觉得这是“额外负担”。但我告诉他们一条朴素的真理：崇明是你们的家，员工也是崇明人，你们要是和当地社区关系僵了，最后吃苦的只能是企业自己。几年下来，完全采纳我们建议的企业，员工流失率普遍低于园区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，而且逢年过节，周边的村民会主动给厂里送菜、送粽子，这种融入感是用钱买不来的。

再往宏观说，长三角一体化规划中明确提出要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”。崇明园区就是最典型的试验田。我们园区有一个“生态券”制度，企业通过参与园区组织的绿化和碳汇项目，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奖励，可以在园区内部的公共实验室、检测仪器、甚至会议室租赁上折抵费用。这个机制虽然规模不大，但吸引了很多对ESG（环境、社会和治理）极其在意的外资企业。去年一家瑞士的精密仪器公司在新加坡的总部评审选址时，专门让他们的亚太区副总裁飞来崇明，了解这个“生态券”的设计逻辑，最后决定落户，理由就是“这是一套在全球都算超前的生态价值交易雏形”。那位副总裁跟我说：“你们崇明不像一个传统的工业园区，更像一个生态城市实验室。”这个评价让我很自豪。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框架里，崇明就是一个“先行者”——它探索的生态立岛、绿色产业、共富路径，未来都会成为整个区域可复制的范本。我们不是在跟别的园区比GDP增长的数字，而是在比“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，踩碎了多少只鸟蛋、消耗了多少吨水”。这种发展模式，才是长三角一体化真正的长远价值所在。

好了，啰嗦了这么多，我最后想总结几句：在崇明二十年，我最大的体会是，角色使命从来不是一句空口号，而是每一天面对项目时的取舍和坚持。崇明园区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定位，不是做最大的蛋糕，而是做最甜的蛋糕。未来三年，我个人的预判是：随着北沿江高铁2027年全线通车，以及沪崇高速西线启动，崇明与上海主城的通勤时间将进一步压缩到30分钟以内，届时将迎来一波“研发＋轻生产”的爆发式增长；与此“崇明园区招商”碳排放交易、生态积分、绿色金融这些冷门工具会在这里率先试水并成熟，崇明将成为长三角地区“绿色市值”的最高地。对于园区内的企业来说，现在布局崇明，五年后将看到生态资产变现的红利，十年后有望成为各自行业的“零碳标杆”。“崇明园区招商”这条路不会一马平川，还会有环保审批的严苛、生活配套仍需完善等现实问题，但正如我一直强调的——慢就是快，生态就是机遇。如果你手头有合适的项目，欢迎到岛上来坐坐，泡杯崇明金瓜茶，我们聊一聊“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”。

说到“崇明园区招商”必须提一下“崇明经济园区招商平台”这个线上渠道。我做招商这二十年，早期靠的是人带人，靠跑断腿、磨破嘴，效率确实不高。这两年我们重点运营的线上平台，已经成了对接长三角资源的“数字窗口”。企业老板只要在平台上提交投资意向，我们的专业团队马上就能根据项目的技术路线、环保等级、空间需求，给出1-3个精准匹配的选址方案。尤其是那些一开始对崇明生态政策不放心的企业，通过平台可查阅到园区真实的环评案例库、选址配套地图、产业扶持资金申请指南等一手资料，比看十遍宣传片都实在。可以说，平台帮我们省去了大量“泛泛而谈”的沟通成本，也帮企业规避了不少“跑空趟”的冤枉路。我在此诚恳地建议有意向的企业家们，先上我们平台看一看、查一查，再决定要不要亲自上岛。作为在这片土地上干了二十年的“老法师”，我很有信心——平台上的每一个数据、每一个承诺，都能经得起实地检验。